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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约翰内斯堡6月29日电 题：我为何看好南中乒乓球交流合作前景？

　　——专访南非乒协主席优素福·卡里姆

　　刚结束的2023年德班世乒赛成为今年南非举办的最重要国际体育赛事之一。中国乒乓球协会向南非乒乓球队派遣教练员提供指导，也成为两国乒乓界津津乐道话题。

5月28日，德班世乒赛男女单打决赛落下战幕。樊振东、孙颖莎分别战胜队友王楚钦、陈梦，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女单打冠军。至此，中国队成功包揽本届世乒赛五个单项冠军。图为中国队队员在五座奖杯前合影。中新社记者 王曦 摄

　　南非乒协主席优素福·卡里姆(Yusuf Carrim)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畅谈非中乒乓球的交流意义及未来前景。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是什么原因促成此次中国乒乓球队向南非队派遣教练员？

　　卡里姆：今年应南非乒协邀请，中国乒协派出了教练员刘志强、李大成，在德班对备战2023德班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决赛的南非乒乓球队进行短期指导。作为乒乓大国，中国乒乓球队在实力和经验上均领先南非等非洲国家，这值得我们学习。

“五一”假期期间，国乒加紧备战德班世乒赛。四川省乒协供图

　　中方在接到我们的邀请后，非常重视，富有责任感地第一时间向南非派出两名有经验的教练员，帮助南非队员提高技能。可以说，南非队此次表现基本达到预期，与二位教练员精心指导密不可分。此次合作也践行了中国乒乓球队“中国乒乓、世界共享”的理念，这必将成为非中体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笔。

　　中新社记者：请介绍一下中南两国乒乓球的交流历史。

　　卡里姆：早在20世纪50年代，非洲与中国的体育交流就开始了。1957年，中国和埃及建交后不到一年，中国就派出乒乓球队访问埃及，成为第一支踏上非洲大陆的中国体育队伍。进入21世纪，双方的交流内容及形式更为多元，例如中国派遣羽毛球等优势项目教练员到非洲国家开展体育技术合作。

　　具体到南中两国乒乓球项目交流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乒乓球队曾派遣教练员到南非指导，但都没有形成系统。因此南非乒乓球队始终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但此次南非乒协与中国乒协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希望。南非乒协已决定，今后定期派出运动员到中国交流学习，同时也会邀请中国的教练员到南非提供指导帮助，力争在短时间内帮助南非运动员提高水平。

　　中新社记者：中南两国乒乓球交流有何特点？

　　卡里姆：经过此次交流合作，我认为两国乒乓球交流的特点主要包括可持续时间长、受益面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南非乒协已同中国乒协基本达成一致，未来四年内双方的交流合作将一直延续下去，而且时间可能随着合作的深入不断延长。

　　南中乒乓球交流合作不仅能帮助南非运动员提高水平，对于南非教练员来说同样受益匪浅。他们接触到了中国队领先世界的执教理念和方法，有望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对南非乒乓球的后备人才培养大有帮助。

资料图：祖马总统在中国捐赠的乒乓球台上展示球技。

　　此次世乒赛期间，南非观众除了亲眼目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实力，激发了对于这一运动的喜爱，同时还在比赛之余见到乃至体验到了众多中国的乒乓球器械和娱乐项目，这些产品制作精美且上手简单，利于培养兴趣，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参与这项运动。德班已形成一股“乒乓热”，越来越多的南非民众投入到乒乓球运动中。

　　中新社记者：两国乒乓球交流有何意义和效果？

　　卡里姆：此次交流和培训效果不仅在本届德班世乒赛上得到体现，同时也播种了未来的希望。不少队员和教练员对我说，中国教练员的指导立竿见影，也让他们对于乒乓球运动有了更多理解，甚至有些队员立志要成为非洲冠军。

　　尽管只是一次短期培训指导，但也收到了如此之多的成效，这让南非乒乓球界感到振奋。我们希望通过中国乒乓球队的帮助，未来能培养出更多优秀运动员，力争在四年之后拥有像尼日利亚选手阿鲁纳(Quadri　Aruna)那样，能打入奥运会决赛圈的非洲顶级乒乓球选手。同时，也希望通过双方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广该项运动在南非的普及。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两国乒乓球交流合作前景？

　　卡里姆：南非和中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多个领域均有深入交流合作，南非从中获益良多。作为体育交流的一部分，乒乓球项目的交流合作未来有望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而使双方加深了解与互信，促进双方友好关系持续发展。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南中体育交流更为频繁热络，同时也从官方逐渐扩展至民间。我对南中两国乒乓球交流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在我看来，南中体育交流正是南中友好关系的一个缩影，始终体现着两国人民的真挚友谊。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和南非队极有可能在赛场相遇，我期待双方共同谱写出属于南中体育的靓丽篇章。(完)

　　优素福·卡里姆(Yusuf Carrim)，南非乒乓球协会主席。

　　中新社秦皇岛6月29日电 题：“数字长城”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专访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

　　中新社记者 牛琳

　　作为“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所聚焦的关键领域之一。

　　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它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数字长城》著者、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数字长城”内涵及其对人类文化遗产实现“永续保存”的探索。

视频：【东西问】赵琛：“数字长城”怎样实现“万里长城永不老”？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何为“数字长城”？“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为何说“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赵琛：“数字长城”是把中国历朝历代长城完全数字化的一项工程。它包含三部分：长城本体的数字化、长城文献的数字化以及长城艺术的数字化。

航拍赵琛(左二)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一是长城本体的数字化。就长城本体而言，目前留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其他大部分长城仅存遗址，或濒临消失，“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二是长城文献的数字化。关于长城文献，纸质层面的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已失散，能看到的基本是散落在各县县志里的文献记载。此外，有关长城的民间传说、口述历史，也需要记录下来。还有出土文物层面，在长城遗址沿线考古发现的汉简、帛书以及兵器、生产生活工具，都属于长城文献的数字化。

　　三是长城艺术的数字化。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关长城的诗歌、绘画很多，敦煌壁画里也有长城，还有长城沿线的民谣、诗歌等，现在都需要大量采集，工程巨大。

　　这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数字长城”工程早晚要做，而且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万里长城“一里”的开端。

　　具体到操作层面，用什么手段来实现数字化？长城的数字化绝非简单用扫描仪、无人机把长城从内到外地扫描，那样采集来的只是数据。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分析。

　　长城的数字化也绝不仅仅是长城墙体的数字化。修长城核心是人，做数字化时常常忽略人的行为问题。除长城本体的复原，更重要的是还原当时戍守长城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正努力在做。

赵琛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能否介绍一下它？为何说它的面世开启了“数字长城”的新纪元？

　　赵琛：《数字长城》是我们团队30年来跨越17个省区市追寻长城印记的见证，是在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对长城的概念、构成、建筑、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创新性诠释探索的学术成果。

　　《数字长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学术视角出发，利用航拍手段记录从周朝至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长城资源，涵盖全国各个长城关口的图文资料。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之前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都是大部头的书，而《数字长城》是一个小小的U盘，这是对我们前一阶段工作的认可。

　　我们研究的长城，很多是未发现、未知的长城，以及被遗忘的长城，它们大部分在无人区，很难抵达，需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完成第一步数据信息采集。

　　后期资料的研究分析和总结，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有时一两年才能够去建模型，需要很多跨界人才才能把一个长城遗址完整复原。可以说，我们的认识能力决定了长城复原的样子。

　　我们利用航拍扫描技术、数字全景技术、3D电影技术，对烽燧、戍堡等具有代表性的长城遗址进行科学复原，实现了长城数字复原从无到有的突破。

　　十几年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已成趋势。单从体量上来说，万里长城远超过其他文化遗产，其数字化短期内无法完成，需要几代人反复研究。

航拍赵琛(左一)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从对“数字长城”的探索实践层面来看，下一步中国长城研究院还计划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赵琛：制作U盘《数字长城》只是开端，它是开启“数字长城”的一把钥匙。其内容是按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的：时间轴以朝代为时间段落，从周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空间轴则以中国地理版图上的南北、东西两个轴线为扩展。

　　《数字长城》完成了从传统纸质出版物到数字化的转变，但它只是“数字长城”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是建设关于长城的大型数据库，高级阶段则是交互式的。

　　我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把全国重点的开放性的长城关口数字复原完毕。此外，要把重点点段上的长城故事，特别是要把长城上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用影像呈现出来。

　　我们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大型长城数据库的建设。至于高级阶段，需要群策群力共同完成。高级阶段想要实现的交互性，不仅是中国人的交互，还是世界性的交互。

赵琛(右)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长城数字化对探索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它能否为抵御日渐“消失的长城”提供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赵琛：由于岁月侵蚀，长城每天都在“消失”。长城那么长，我们只能修复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数字化能把现有的长城完整、清晰、真实地记录下来，并科学复原其历史原貌。

　　“数字长城”和长城的数字化是两个概念。长城数字化只是手段，而“数字长城”是在虚拟空间通过数据库再建一座万里长城，让后人都能看到长城的历史原貌，还有它周边所有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不仅有建筑层面，还有人类生产生活层面。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反复修长城，它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密码。而这座史无前例的“数字长城”是永存的，它可以穿越时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符号。

赵琛(左)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除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外，国外也有“长城”资源，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等，它们是否也有数字化的先例？“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赵琛：就长城数字化的时间而言，2000年初欧洲就有很多机构，特别是英国的大学，已开始开展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比中国早七八年。

　　就长城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外使用的设备差不多。不同的是，哈德良长城以百里计算，中国长城以万里计算；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只是作为一个建筑、一个文物来研究，中国的“数字长城”包含长城数字化，进行的是民族符号、民族精神层面的研究，两者目标不一样。

　　长城数字化不在于起步早晚，而在于谁能持续，谁能坚持到底。目前英国哈德良长城也是点段式的数字化，未达到全部数字化的程度。当然，中国长城的数字化也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做的是一项引领性工作，打造一个范本，这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而“数字长城”是“万里长城永不老”。我们尝试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真实科学地记录祖先的成就，以此表达对历史、文化、文明的敬畏。它将通过网络传播呈现给世界，告诉世人中国人建设长城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数字长城”保护了东方文明的火种，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也许100年后，所谓的数字化，就跟印刷术一样简单，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但今天我们讨论的还是它的范围、方式、方法，希望让更多人知晓。(完)

　　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教授、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人。《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

　　致力于长城学研究、古建学研究、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以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

　　重点项目有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明长城资源库、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城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辽宁特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