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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在土耳其火出圈！不仅是常用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就连交通出行，都离不开中国科技。中国人常说“要想富、先修路”，这个理念也深得土耳其人心。土耳其公共交通里有哪些中国元素？土耳其人有多喜欢中国产品？总台记者陈慧慧和土耳其资深媒体人一起，带您踏上伊斯坦布尔的“高速”之旅。

　　中国地铁跑出土耳其最高速

　　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出了名的交通拥堵，比如从机场到市区通常要一个半小时。土耳其资深媒体人穆萨费什带着总台记者体验了一下今年新开通的机场线地铁，因为有了这条地铁，从机场到市区只需要24分钟。最重要的是，这条地铁的车厢是中国造！

　　连接机场和市区的新地铁，日均运量可达80万人，总长为34公里，时速超过120公里/小时，是全土耳其最快的地铁。第一期10列车在中国生产，而第二期15列车则是由中土双方合作，在土耳其实现本地化制造。在穆萨费什看来，中国与土耳其两国工程师合作，这对于本地产业来说意义重大。

　　中国科技保驾护航！

　　“海上出租车”安全舒适

　　出租车各地都有，但是在伊斯坦布尔，人们还可以搭乘“海上出租车”，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往返欧洲区和亚洲区。总台记者也在穆萨费什的带领下体验了一把，搭乘“海上出租车”不仅方便快捷，还能欣赏博斯普鲁斯海峡两侧的优美风光。更令人惊喜的是，一路都有来自中国的科技来为“海上出租车”的出行保驾护航。

　　穆萨费什说，“海上出租车”装配来自中国的车载监控系统，实施跟踪全程运行情况，一旦有情况发生，会立即协调救援队前来。不仅是“海上出租车”，伊斯坦布尔全市6400辆小巴车也装上了这套系统，在确保行驶安全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实时客流数量统计，在高峰期合理调度车辆。

　　体验土耳其高铁：“要想富，先修路”

　　往返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与首都安卡拉的交通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开车，而高铁给了人们另一种选择。但因为沿途大多是山地，需要修建很多桥梁和隧道，高铁建设一度十分困难。其中，中方承建的二期项目沿途大多是花岗岩地形，地质结构较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但中国企业高质量地完成了项目，修建的这一段高铁全长15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小时，全部采用欧洲标准。而“安伊高铁”的运行，将两地行程从10小时缩短到3.5小时，货运能力提升234%，客运能力提高400%。

　　穆萨费什说，中国人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很多土耳其人也非常认同。只有道路顺畅，交通便利，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土耳其年轻人点赞中国制造

　　不仅交通设施上的中国科技让土耳其人赞叹，中国的科技产品也在土耳其火出了圈！许多土耳其的年轻人都是“中国制造”的深度用户，尤其喜欢中国的手机、电脑、智能手表等各类数码产品。

　　他们说：“在通信科技的发展方面，在交通领域，中国科技都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希望土耳其有一天也能拥有来自中国的高科技！我爱中国！”

　　(央视新闻客户端 总台记者 陈慧慧 麻余瑶 梁慧)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