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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博 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董博在“天宝”命名仪式上。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中国园”内的“中国梦”牌楼。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中国园”内的水榭歌台。本报记者刘军摄/光明图片

　　前不久，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董事长和创始人、知名友好人士董博致信习近平主席，回顾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014年3月访比期间出席天堂动物园大熊猫园开园仪式的情景。6月20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来到天堂动物园，亲手将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交到了董博手里。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表示高兴地得知当年在天堂动物园栽种的紫玉兰已花开满树，作为中国“友谊使者”的两只大熊猫也在茁壮成长。复信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信中还鼓励董博继续积极促进中比、中欧友好。

　　记者几年前曾专访过董博，听他讲述自幼与中国结缘，并在天堂动物园建中国园的故事。他常说，“我有个小小的‘中国梦’”，那就是对美丽中国的向往，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

　　在比利时埃诺省布吕热莱特镇，有一座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动植物园”的天堂动物园。园内有欧洲面积最大的“中国园”，还有为2014年来这里旅居的中国大熊猫修建的“大熊猫园”。2016年6月，大熊猫“好好”首度产下雄性幼崽“天宝”。2019年8月8日，“好好”产下龙凤胎“宝弟”“宝妹”。

　　“中国园”内佛庙禅阁错落有致，水榭歌台临水而立、华表、牌楼与极具浓郁中国水乡风情的回廊相映成趣。专程从中国运来的石狮、铜钟，及婀娜妩媚的盆景艺术品刚柔交错。野鸭、仙鹤在园中漫步，几声蛙叫，几记钟鸣，让游客仿佛置身中国南方水乡。“中国园”里有4棵百岁大树，树腰间巧妙地搭建着几间树屋。董博有时在园里工作晚了就在这里过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博让人在“中国园”拱门和园内的巨型铜钟上刻了“中国梦”三个字。他感慨地说，中国梦本身是一个“宏大的梦”，而他个人的中国梦则是一个“小小的梦”，但中国的发展繁荣是全世界可共享的机遇。

　　我是埃里克·董博。20多年前，我创建了天堂动物园(PAIRI DAIZA)。我使用的园名是公元前波斯人使用的“天堂”一词。当时，希腊军队东侵，发现了位于现今两河流域的波斯“空中花园”，各色植物，各类动物与公子王孙生活其中，美若天堂。波斯语将此称为“PAIRI DAIZA”，意为用围墙保护起来的动植物园。我之所以保留了最原始的词，是因为我希望追寻文化之根。这也就说到了我与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的情缘。

　　我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艺术史教师。他们俩都喜爱中国的雕塑、寺庙、绘画、诗歌和建筑。我从小就听他们讲中国的故事，翻看一些关于中国的带画的书籍，知道了李白等中国大诗人，还有像《西游记》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度过的。

　　后来我创建了天堂动物园。我觉得在21世纪，应该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和感知中国，因此萌生了修建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国园的想法。中国皇家园林气势恢宏、庄严对称，而中国的私家园林讲究的是以小见大，即在有限的空间内运用含蓄、曲折、暗示等手法来启发人的感观。中国的私家园林大多以水面为中心，四周散布建筑。隐退的官员借这样的环境以修身养性，闲适自娱。这种园林设计展现了他们风雅的气质，充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我邀请上海的园林工匠来比利时修建中国园，人员、材料都来自中国。中国的园林是住人的，而我们这里住的是动物。因此，必须请中国设计师根据不同的建筑来安排动物，如在中国园内将熊猫、丹顶鹤、乌龟、猴子、水禽等融入园景。

　　我在创建天堂动物园时其实对经营管理和动植物一无所知。从1983年到1992年，我的身份是律师。我成立了公司，为小企业主提供咨询。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客户的生活比我的有趣得多，而我却还在给他们提建议。1992年深秋的一个周末，我秘书的岳父请我帮忙商谈一处修道院的出售。我们来到这里(现动物园所在地)，只见到处残垣断壁，虽有满目苍凉之感，但五彩的落叶和一片片水塘却让我一见钟情。

　　回到布鲁塞尔，我把公司的钥匙甩给秘书，说“这里全交给你，我去干别的了！”我把个人的全部财产和从兄弟、父母处借来的钱都投入到了“天堂”的兴建中。我相信，我们的祖先都曾生活在“天堂”，那里没有战争和饥荒，只有平等和博爱，那是所谓的“黄金时代”。由于各种错误，人类被逐出了天堂。我想，如果能在人间创建一座乐园，种上各种鲜花植物、养上各种动物，让人们忘记日常烦恼，放松身心，感受到“天堂”的欢娱，那该多好啊。

　　1993年，我花了一年时间找银行贷款。大概我建“天堂”的想法过于疯狂，银行都对我大门紧闭。我意识到，一定要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疯狂的银行家才能贷到款。后来，我恰巧遇到了一位刚当上一家小银行负责人的同龄人。大概他和我一样是理想主义者。我为他提供了一份自认为十分完整的计划(后来发现，现实和理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看了以后欣然同意贷款，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1997年， 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看到了一座中国园。我想，现在我们穷得叮当响，负债累累，等有了钱，一定要请修建这座园林的中国工程队也为我建一座中国园。2003年，我联系上了为蒙特利尔修建中国园的上海工程队，追到上海“求师”。2005年8月，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开始工作。我们的“中国园”不是一次建成的，而是每年都在进行翻新和扩建。2005年至2006年，主体工程建成，2010年至2011年，上海“豫园茶楼”重建。我们茶楼二楼房梁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卯榫结构！多年来，“中国园”一直是深受欢迎的景点，它让那些没有去过中国，或暂时无法去中国的西方人在这里感受中国园林之美。这就是我强调中国园一定要“与中国一样”的原因。

　　“中国园”的拱门上镌刻着“中国梦”。我在“中国园”入口的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尊秦始皇的雕像，告诉人们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有自己的“中国梦”，那是我对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推崇和热爱。

　　我1960年出生。可以说，我小时候的比利时相当富裕。20世纪60年代时，钢铁和煤炭工业是比利时工业的基础和支撑。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发展，世界的变化越来越迅猛。并不是说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是说欧洲，比如比利时的相对地位在下降。现在，欧洲人担心，欧洲如何能在世界舞台上站住脚。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中国人勤奋努力，每年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远远超过欧洲。我发现，如果下班前请中国同事做一项计划，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能拿出来——他们晚上还在工作！这种勤奋敬业精神欧洲人已经少得可怜了。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日本汽车广告，那时欧洲人看不起日本汽车，更不要提中国产品了。现在，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离开中国产品！高精尖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多。

　　我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欧洲是块神奇的大陆，经历过野蛮的战争摧残。遗憾的是，现在，就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一些欧洲国家却出现了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你想呀，如果每个人都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拽，让别人受凉，就很难在一张床上睡了。不团结，力量分散，如何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欧洲？！我的欧洲梦是在欧洲国家之间没有社会和税收的竞争，成立一个欧洲政府，协调成员之间的平衡发展，在世界上站在应有的位置上。这是我作为欧洲人的期望。

　　我对“一带一路”充满希望和畅想。我参加过“一带一路”论坛，收集了许多资料，和许多人交谈过。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中国希望重建丝绸之路，让沿线国家都能够互利互惠，实现双赢。中国一定能够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有5只熊猫，我一直希望让中国金丝猴在我们的“中国园”安家落户。我相信，如果在中国之外有一个地方配得上安置金丝猴，那就是比利时天堂动物园！我会在这里给游客讲述《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故事。

　　(光明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