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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徐婧)北京60岁及以上人口465.1万人，占总人口的21.3%。2022年，北京市老年人口的总量持续增加、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升，高龄老年人口继续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高1.5个百分点。

　　这是29日发布的《2022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概况》中提到的。

　　概况指出，北京老龄事业发展速度快。从常住人口看，近五年老年人口增量最多、增幅最大，增幅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幅，创历史新高。60岁及以上人口465.1万人，占总人口的21.3%；比2021年增加23.5万人，增幅5.3%，是近五年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幅。65岁及以上人口330.1万人，占总人口的15.1%；比2021年增加18.5万人，增幅5.9%。

　　从户籍人口看，老年人口增加更为显著，近十年增长最多，增幅高于同期户籍总人口增幅。60岁及以上人口414.0万人，占总人口的29.0%；比2021年增加25.7万人，增幅6.6%，近十年增量最多、增幅最大。65岁及以上人口301.8万人，占总人口的21.1%，比2021年增加22.6万人，增幅8.1%。

　　北京老年人口高龄化显著。概况显示，从户籍人口看，60岁-69岁人口226.5万人，占老年人口的54.7%，比2021年增加8.6万人，增长3.9%，近十年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攀升，达到15.9%；70岁-79岁人口117.6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8.4%，比2021年增加11.5万人，增长10.8%，近十年增量最多、增幅最大、占总人口比例最高(8.2%)；80岁及以上人口69.9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6.9%，比2021年增加5.6万人，增长8.7%，近十年增量最多、占总人口比例最高，达到4.9%。百岁老年人共计1629人，比2021年增加212人。

　　北京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概况显示，全市16个区中，从户籍老年人口总量来看，朝阳区、海淀区和西城区60岁及以上人口排在前三位，分别为69.8万人、60.5万人和47.3万人，延庆区老年人口总量最少(7.9万人)。

　　从户籍老年人口占比来看，丰台区、石景山区和东城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该区总人口比例排在前三位，分别为35.4%、34.6%和33.3%。60岁及以上人口占该区总人口比例较上年增幅较大的是门头沟区和怀柔区，均增长2个百分点，其次是丰台区、石景山区和密云区，均增长1.8个百分点。

　　从户籍高龄老年人情况来看，朝阳区、海淀区和西城区高龄老年人总量位列前三，分别为13.5万人、13.3万人和8.2万人；丰台区、朝阳区和石景山区高龄老年人口占比位列前三，分别为6.4%、6.2%和6.1%。

　　概况还指出，北京老年抚养系数持续上升，近十年增幅最大。按15岁-59岁劳动年龄户籍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计算，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51.1%，比上年增长3.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北京市每2名户籍劳动力在抚养1名老年人；按15岁-64岁劳动年龄户籍人口抚养65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计算，老年抚养系数为32.7%，比上年增长2.7个百分点。总体来看，老年抚养系数增速高于少儿抚养系数。(完) 【编辑:梁异】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